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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我國垃圾問題超1/3城市面臨「垃圾圍城」新京報:目前中國的垃圾問題有多嚴峻?

2008年,北京選了3000多個小區作為試點,實現居民分別排放,各類垃圾分別運輸,分別處理和加工利用。這時後端的各種處理設施和產業鏈已經形成,條件就比較成熟了。

新京報:垃圾圍城會帶來什麼問題?

王維平:農村面積大,人口少且居住分散,人員結構相對簡單,垃圾怎麼分類、運收和處理一直是個難題。大型垃圾焚燒處理方式,低於600噸/日,垃圾焚燒不能產電,填埋場要達到1200-2200噸垃圾/日,使用壽命20年以上,每噸處理成本才最低。但農村沒有那麼多垃圾產量,運輸到其他地區處理,需要付出昂貴的運輸和處理資金。

王維平:前端的垃圾分類方式主要由後端的處理方式決定,做好生活垃圾分類,首先要具備分別處理各類垃圾的設施,以及分別回收利用的產業體系。其次,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的知曉率需要達到85%以上。政府、企業、公眾、社會組織也要形成合力。

談農村垃圾處理探索適合農村的小型設施新京報:你何時開始關注農村垃圾問題?

越來越多的垃圾還需要投資購買更多垃圾車,增設處理廠,給社會增加經濟負擔。

新京報:怎麼解決垃圾圍城問題?王維平:最優對策是減量化,在生產、流通和消費過程中減少垃圾產生。1989年,東京的垃圾產生量達到峰值,由於推行了垃圾減量化行動計劃,到2018年,東京垃圾產生量比1989年減少了56%。

新京報:你怎麼評價北京和上海的兩種分類模式?是否應在全國層面制定統一的分類標準?

但現行的垃圾分類標準還需要進一步明確。用列清單的方式難以涵蓋數千種垃圾成分,也不利於居民記憶。更重要的是,後端要有分別處理的手段。

法律不完善是另一個原因。1995年4月1日,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》實施,此前沒有關於垃圾的法律,但該法律沒有涉及垃圾分類。2005、2013和2016年對這部《固廢法》進行修訂,但修訂后沒有提及垃圾分類。

7月1日,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正式實施。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也修訂在即,修訂草案預計10月提請市人大常委會一審。

今年,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修訂草案也將提請至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進行首次審議。法律法規將進一步完善。

王維平:2006年起,我開始關注農村垃圾處理問題。北京行政轄區面積16400平方公里,其中建成區約2700平方公里,目前的垃圾管理統計數據只是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區。餘下的農村情況,剛剛開始介入管理。

這些條件具備了,垃圾分類才開始有法可依。

其次是資源浪費。垃圾填埋場使用的土地,填滿后成為一座垃圾山,徹底喪失使用價值。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、金屬等可回收利用資源,如果不加分類直接填埋,會造成資源浪費。

2017年,全國人大組織《固廢法》執法檢查,這部法律再次進行大面積修改。今年6月,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修訂草案,明確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類投放、收集、運輸、處理系統。

談生活垃圾分類遵循由簡入繁原則 不能急功近利新京報:做好生活垃圾分類需要什麼基本條件?

談垃圾治理法規完善法規 生活垃圾分類有法可依新京報:北京很早就開始推行生活垃圾分類,為什麼多年來實際成效不明顯?

王維平:要細化,分得越細,後期處理越方便,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錢。但具體細化到什麼程度,根本上還取決於後端處理水平,只有處理設施和手段達到了相應標準,才能往下細分。

王維平:隨着國家人口、城鎮化率、居民消費水平增長,垃圾問題越來越突出。根據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,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圍。

王維平:我認為要探索適合農村的小型垃圾處理設施,就近就地解決,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,摸索運營經驗,當然更應該明確統一的責任部門,統一核算。

王維平:帶來的首要問題是污染。垃圾污染土地、水、空氣,影響人體健康,造成呼吸道疾病、痢疾、癌症等疾病發病率提高。

1995年學成歸國,王維平進入北京市環衛局,負責管理北京的垃圾場,包括選址、建設、管理、檢查。他常在周末穿上舊衣和拾荒者一起撿垃圾,與十多個拾荒隊伍的「幫主」們成了朋友,就這樣一點點摸索垃圾治理的經驗,撰寫了《關於北京市生活垃圾問題對策的調研報告》《關於北京市生活垃圾資源回收利用和相關產業問題的調研報告》等。

8月1日,北京市政府参事、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。新京报记者吴江 摄

目前,70歲的王維平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。在當前生活垃圾分類熱潮下,王維平指出,各地自然條件、垃圾特點和後端處理手段不同,不宜在全國層面出台統一的分類方式。此外,生活垃圾分類方式將來有必要進一步細分,「分得越細、後期處理越方便、可回收垃圾越值錢」。

此外,生活垃圾分類方式應遵循由簡入繁,循序漸進的原則,不能急功近利。對各個分類要標註明確,易於居民理解和操作。

本文来源:新京报 作者:黄哲程 吴江

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「一刀切」,不宜規定全國統一的生活垃圾分類方式。

新京報:怎樣解決農村垃圾處理的問題?

新京報:農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麼不同?

首都生活垃圾條例修法的背後,有一位70歲老人,半生歲月都「與垃圾為伍」。他叫王維平,曾是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總工程師,也是北京專業研究垃圾分類最早的一批人。

1986年,王維平放棄醫生職業,轉到北京市環境衛生研究所研究垃圾。6年後,43歲的王維平又自費去日本留學,學習環境化學和環境工程。在日期間,他每天八小時上學,八小時打工,一天只睡四小時。

王維平:1995年,我剛從日本回國,那時國內一些社會環保組織已經在發動生活垃圾分類,政府也很支持。但當時大家對生活垃圾分類的系統性、需要的條件、合理的分類方式缺乏全面認識,沒意識到後續的產業形成需要一個過程。多方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,前面分類,後面混裝混運,混合處理,沒有效果。

還有資源化和無害化措施。資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價值的部分進行再利用;無害化是在垃圾收運、儲存、處理的全過程中減少或避免對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。

王維平:兩個城市的自然氣候條件、垃圾特點和後端處理手段不一樣,難以直接對比。北京的生活垃圾四分法,是根據全市垃圾後端處理手段和加工利用體系,以及本地垃圾的理化性質決定的,上海也一樣。

新京報: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為四類,有沒有必要進一步細化分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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