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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楼梦-周汝昌在1986年为《红楼梦辞典》撰写的序言中指出-鸡东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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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治廷恋情曝光

和那些挂名主編不同,周汝昌很負責,從總體設計,到收詞立目、條目編寫,都發表意見。那會兒電話還不普及,更沒有互聯網,所以,周汝昌和晁繼周除了見面,就靠通信。周汝昌去世后,晁繼周清點先生來信,有近60封之多。

然而,《紅樓夢》時代的日常用語,隨着時代、地區、場合等條件的改變,現代人可能就看不懂了。比如,賈母見了什麼東西(如菜肴),說一句「這個倒罷了」,其實是對它很高的評價。

晁繼周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,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,曾任語言所副所長,長期從事辭書編纂和研究工作,獲「辭書事業終身成就獎」。如果論「暢銷書作者」,他當之無愧——曾主持修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(第5版)。上世紀80年代,周汝昌主編《紅樓夢辭典》,晁繼周是副主編。

周汝昌還主張,釋義不要過於簡明,認為「應說清的必須多說幾句,才算盡了責」。

於是,晁繼周憑着自己熟悉辭典編纂的優勢,給學生們分配下任務,未來的《紅樓夢辭典》就這樣搖搖晃晃地上路了。幾經周折,晁繼周找到「紅學泰斗」周汝昌,希望得到他的指點,請他做辭書的顧問。周汝昌同意了,晁繼周才放下心來。

為此,晁繼周做了統計,《紅樓夢》前80回,「使得」共出現49次,其中表示「可以」意義的有48處,表示「可以使用」意義的只有1處;「使不得」共出現29次,其中表示「不可以」意義的有27處,表示「不可以使用」意義的只有2處。不得不佩服編辭書的人,似乎有着與生俱來的嚴謹。

晁繼周心裏沒底,請一位朋友幫忙問周汝昌。幾天後,朋友帶回一句話,周汝昌說:「這是我的責任。」所以,也說不清是成名已久的紅學家帶着一群年輕人,還是晁繼周和學生們拉上了周汝昌,總之從那時起,辭典的編寫工作就在周汝昌的親自領導下進行了,書名也從《紅樓夢小辭典》變為《紅樓夢辭典》。

從學術顧問到辭典主編,周汝昌說「這是我的責任」

終於,1987年,《紅樓夢辭典》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周汝昌在1986年為《紅樓夢辭典》撰寫的序言中指出,曹雪芹一生窮愁著書,選取了野史小說作為表現形式,而當時小說的主要讀者對象是「市井之人」。這就決定了《紅樓夢》的通俗性質,大量口語的運用,超越了以往的同類作品。

一封寫于甲子大雪(1984年12月7日)的信中說:「我實話實說:只又看了C母的一半。每看,輒為您的工作質量所打動。這真是一件大事。如看到『才剛』等卡,不禁擊節!太好了,堅持做到完工吧。」

辭典從1980年開始編寫,當時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新校本《紅樓夢》尚未出版,社會上廣泛流行的是以程乙本為底本的舊行本,辭典在這個版本範圍內收錄詞語。1982年,在資料工作已經完成、部分初稿已經編寫出來的情況下,新校本開始發行了。

可以說,《紅樓夢辭典》一出版,周汝昌就把注意力轉移到這部書的修訂上——他就沒歇過。只是,他沒能看到新編本的出版。

當時,周汝昌住在北京南竹竿衚衕113號的一個大雜院里,晁繼周和學生們常去拜訪,一談就是半日。晁繼周記得,周先生家裡都是書,客廳、卧室也堆滿了書,「我們都是小人物,但周先生非常和善、謙恭,一點也沒有大學者的架子。」

但學生們都還記得,周汝昌愛吃點心,晁繼周帶着他們去看望先生時,常帶稻香村的點心。農曆三月初四是周汝昌生日,每年這一天,他們會給先生送去生日蛋糕。周汝昌總說:「你們送的蛋糕是最好吃的。」

如果時光能像電影一樣快進快退,我們能看見這樣的畫面:幾個20多歲的學生,在周汝昌並不寬敞的家中求教,躊躇滿志地編寫一部「前途未卜」的辭典;辭典出版數年後,學生們早已各奔東西,但接到了相同內容的「召集令」,又從四面八方回來,重新開始這項事業——聽上去很燃有沒有!

關於《紅樓夢辭典》的故事,要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講起。事實上,這部辭典最初是一群年輕學生的「課外作業」。那時候,晁繼周是他們的老師,也才40歲。

1995年,《紅樓夢辭典》獲得首屆中國辭書獎語文類的二等獎,當時的一等獎是《古漢語常用字字典》。聽說這一消息,周汝昌很開心,特地寫信給晁繼周:「我原來估量沒這樣樂觀,以為『知音』未必多有。今竟獲二等,可真不簡單,故值得高興也!」不過,高興的話也就這幾句,他隨即就談到了辭典的修訂,「甚願我們此典可以立足於學林,而非一時之時髦物」。

走進晁繼周位於北京昌平的家中,一進門就是放滿了辭書的書架,書架上方的牆上掛着周汝昌在1987年第一版《紅樓夢辭典》出版後手書的七律一首:「六年辛苦幸觀成,喜慰還兼感慨生。日久漸知學術貴,功多翻覺利名輕。紅樓詞采森珠目,赤縣文明粲緯經。萬象敢雲囊一括,津梁倘可濟初程。」

編辭典的人都知道一句話,辭典越編,膽子越小。《新編紅樓夢辭典》一共經歷七校,到了第四、五校時,為了保證詞典質量,便於溝通和定奪,所有工作量只能集中到晁繼周及少數人身上。

1997年秋,《紅樓夢辭典》正式開始修訂,啟動會議由周汝昌主持,2000年完成修訂版初稿。之後由於周汝昌的身體欠安,晁繼周當時主持修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(第五版)分身乏術,最終定稿於2017年。

於是,辭典收錄詞語改以新校本為主,兩種版本並用,發現兩種版本使用詞語有不同時,就在注文中做出對比。也正因如此,舊行本與新校本的對比反而成為辭典的特色——原本並沒有這個設計。前80回(曹雪芹原著)和后40回(高鶚後續),一些用詞的不同十分明顯:「才剛」和「剛才」,「越性」和「索性」,「官中」和「公中」……這樣一來,辭典的學術價值提高了,當然,工作量也隨之成倍增加。

「此典可以立足於學林,而非一時之時髦物」

終於,2019年,《新編紅樓夢辭典》正式出版。此時,周汝昌已逝,晁繼周已近八旬,那些學生們也都已到退休年齡。

一邊編辭典,晁繼周一邊尋找出版的可能。在聯繫出版社時,晁繼周這群年輕人覺得,「周汝昌先生是這本辭典的學術顧問」,已經是個不輕的籌碼。只是沒想到出版社的「野心」更大,他們問:「能不能請周先生做這本書的主編?」

晁繼周記得很清楚,周汝昌的最後一封電子郵件,是2012年3月30日,回答他所請教的「絡子」一詞的解釋。

新增的詞語中,除《紅樓夢》中一些難解之詞外,特彆強調了《紅樓夢》時代很具特色的一些詞語,也就是周汝昌所說的「不用查而皆懂……照樣須收錄為詞條」。比如,表示允許的意思,《紅樓夢》里不用「行」,而用「使得」;表示「不可以」,不用「不行」,而用「使不得」。

上世紀80年代伊始,晁繼周帶着幾個20歲出頭的學生,想編一本「紅樓夢小辭典」,初衷是當一門「課外作業」,把教學和研究結合起來。但帶着一群毫無經驗的年輕人,晁繼周心裏也沒底,「能不能成書一點也不知道,但做這件事,只有好處沒有壞處。」

修訂「召集令」一發,學生們都回來了

去世7年後,周汝昌主持編寫的《新編紅樓夢辭典》近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而當年拉着他編辭典的年輕人晁繼周,今年也已經78歲了。

周汝昌就這樣極清楚地回答了問題,誰也沒有想到,這是他最後一次回復。兩個月後,2012年5月31日,周汝昌去世。

周汝昌說,辭典是要給人用的,必須以新校本作為辭典依據。

辭典副主編劉向軍在日本一所大學任教,她把寒暑假回國探親的時間,大部分都用在辭典編修工作上,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兩點,把發現的問題和處理意見用微信或電子郵件發給晁繼周。晁繼周則在早晨四五點,接着工作。雖說是校樣,卻改動得相當大,不少原稿幾乎面目全非,滿頁紅字。

《紅樓夢》作為四大名著之一,人人都能讀,為什麼還需要一本辭典?

「絡子」是一種網狀編織物,為什麼《紅樓夢》里使用的量詞卻是「根」呢?周汝昌讓倫玲回復道:「絡子:『絡』必須按北音讀作『烙』。絡子與繩子雖系同類,但有分別。繩子是打的死結,絡子是打的活結。絡子是用綵線打成網狀交織,橫拉時呈現很多菱形小孔,就像裙狀點綴在桌圍、椅靠、車轎的各處。豎拉時抿在一起,外形像條繩子。」

晁繼周拿着周汝昌的稿費去他家,當時無論主編、副主編,還是一般編寫人員,稿費都是平分的,即便如此,周汝昌仍堅持不肯收。最後,他收起平日的笑容,說了一句封口的話:「這事沒商量!」

對後輩多有鼓勵,但對稿子中的錯誤,周汝昌卻絕不留情面。一封寫於1985年8月18日的信中,他指出:「『天馬』條竟注成『圖案』。實狐皮品種中一術語也,其實《紅樓識小錄》亦已及之。因此條,念及『烏雲豹』條(連類也),檢之,竟未見。」這裏指出了兩處硬傷,一是「天馬」條解釋錯了,一是「烏雲豹」條漏收。

《紅樓夢》又被稱為「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」,萬象森羅,一些已經消亡和正在消亡的歷史事物,也需要辭典的註釋。比如,開卷不久就寫英蓮去看「社火花燈」。社火是什麼?其實「火」即「伙」,是民間的舞隊、高蹺、龍燈、旱船……種種不一,它們的巡迴表演,有舞蹈、音樂,也有歌唱。

以「回來」一詞的修改為例,「回來」在現代漢語中是動詞,意思是返回。而在《紅樓夢》時代,還有特殊意義和用法,「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,回來你好往這裏找他來」「睡覺還是不老實!回來風吹了,又嚷肩窩疼了」。原版《紅樓夢辭典》解釋為「回頭;稍等一會兒;過一段時間以後」。這個解釋雖然正確,但仍顯含混。修訂本分為兩個義項,一個是「副詞,表示此後不太長的時間;過一會兒」,一個是「連詞,不然;否則(用在句子開頭申述理由)」,並分別舉了例句。

吃了閉門羹的晁繼周回來,和學生們商量怎麼辦。他們問了周汝昌的女兒倫玲,倫玲說:「爸爸做學問累了,有個躺椅休息一下挺好。」於是,年輕人們花了不多的錢,給周汝昌買了一把當時流行的沙灘躺椅。這件禮物,周汝昌收下了。這把綠色的椅子,至今還在,倫玲總說,「看到躺椅就會想起當年的情景。」

與原版比較,《新編紅樓夢辭典》收詞數量增加,原版收詞約9千條,現增至1萬2千余條;逐條審視釋義,對有的註釋作出修改,使之更加準確、到位;加強了《紅樓夢》各種版本的比較。

周汝昌晚年,視力幾乎為零。晁繼周和他的交流除了當面請教,就是通過電子郵件,由周汝昌的小女兒倫玲代為收信回復。晁繼周回憶:「每個電子郵件,雖是倫玲傳給我,但都是先生自己的話。讀着這些文字,我能想象得出先生談論學術的神情」。

辭典編一半,《紅樓夢》卻出了新版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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